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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凌晨，位于克奈普霍夫岛的柯尼斯堡大教堂，寂静的海风吹拂的菩提树。
圣职者们和早起的信徒们如往常一样进行礼拜，聆听着波罗的海最大管风琴之一的奏乐和新教的唱诗班歌唱。费霍神父作为其中礼拜的一员，直到现在，神父依旧对于新教有别于天主教的仪式，表现不太适应。不见任何圣母圣徒的雕塑与绘画的教堂，没有圣水钵和蘸圣水画十字的教堂，信徒直接向上帝祈祷的教堂，处处都表现出它和天主教教堂的不同。而谁能想到在宗教改革前，它曾经是天主教的教堂。
过去一年班的时间里，费霍神父常常会选择去普列戈利亚河左岸的天主教小教堂进行礼拜。普鲁士作为较早施行宗教宽容的国家，这座城市居住不少从波兰避难的天主教徒。而今天自己出现这里，只要是为了向“老师兼朋友”的康德校长进行告别。
自1790年，外交部组织三位专业的翻译文官帮助自己后，康德著作的《实践理性批判》在年末提前完成翻译，并定稿出版后，引起社会了广泛的讨论。启蒙运动对西班牙神学影响较弱，哲学上也没几个创作的作者。在法国爆发了被法国人吹捧的革命后，教会和一些保守知识分子对于这部外国著作表示怀疑，他们的报纸认为这是百科全书派在重新给自己的“理性”寻找正当性。因此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理性与信仰是否可以共存？”而保守派的答案是三个字“不可能”，并且主要声音在教会。塞维利亚主教米格尔认为：康德提出理性和斯宾诺莎主义（无神论性质的哲学学说）殊途同归，理性与信仰仅可二择其一，康德的解释，只是这个必然过程一个中点而已。
这个问题被踢给了这本书的主审。而费霍神父自然不可能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而且那些为西班牙启蒙运动背书的“国家经济之友协会”的成员也是下场，立刻引经据典（欧洲那些哲学思想）进行反击。然而有关哲学的论典，让人眼花缭乱，谁也说服不了谁。
至于人数众多的旁观者，听不懂而且拗口的语言，导致更多人只在意结论是什么？包括作为国王的阿方索，对于这个问题，有着后世眼光的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使用恰当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
为了一个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并更加深入康德的理性和神学的关系，费霍神父决定离开奥韦耶多大学的教授岗位，前往康德所在的柯尼斯堡大学进行长达一年半的求经之旅。
清晨的礼拜结束后，康德和费霍神父一起走在菩提小道上。
“关于你的邀请，我很抱歉，西班牙国王邀请我回国主持事务，我恐怕无法再留在这里。”费霍神父表达自己的歉意，本来一周前康德校长准备邀请自己担当，逻辑和形而上学的正教授职务，一起钻研如何把先验论命题的依据升级为一套理论体系，来补充纯粹理性的内容。
“人是理性存在者，而人的心性本就是直观的。你来柯尼斯堡是为了求学，在你学到一定程度必然是要回到你的国家。这点我早有预期，你不需要道歉。”康德用他善用的哲学用语，大度地接受了神父的拒绝。
这段对话，让两人离别的氛围清淡了不少，转变为正常友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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